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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中国成立以来，体育事业发展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体育法治建设也不断发展、进步、完善。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百废待兴，人均预期寿命和国民健康水平非常低下，生产建设和国防服务急需大批体质健康、充满活力的建设者、劳动者和国家安全的保卫者。为此，国家将体育工作的战略重点放在了提高国民身体素质方面。提倡“国民体育的普及与经常化”，重视群众体育、社会体育、学校体育的制度建设。

　　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四十八条规定“提倡国民体育”，以使国民有健康的体格和强壮的体力参加国家的建设事业。同年，朱德副主席在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筹备会议上再次强调“国民体育”，通过体育运动“把我们的国民都锻炼成为身体健康、精神愉快的人”。

　　1952年6月10日，主席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题词：“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掀起了全国群众性体育运动的高潮。

　　《为国民体育运动的普及和经常化而奋斗》的报告指出，使体育运动普及和经常化，积极地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为人民的健康、国防和生产建设服务。这是非常符合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社会实际情况的方针。

　　1951年8月6日，政务院公布《关于改善各级学校学生健康状况的决定》，被学界认为“开始了新中国体育法制建设的初创阶段”。同年11月24日，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筹备委员会等９个单位发出《关于推行广播体操活动的联合通知》。

　　1953年11月17日，中央人民政府体育运动委员会党组《关于加强人民体育运动工作的报告》提出：当前开展体育运动的方针应当是开展群众性的体育运动，使体育运动普及和经常化。乐鱼app为了贯彻这一方针，在厂矿推行劳动前后或工作间隙的体操，在机关推行早操或工间操，在学校推行“准备劳动与卫国”体育制度（简称“劳卫制”）。

　　1954年1月8日，中央批转该报告的指示中强调改善人民健康状况，增强人民体质，是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同年3月1日，政务院发出《关于在政府机关中开展工间操和其它体育运动的通知》，5月4日，中央人民政府体育运动委员会发布《“准备劳动与卫国”体育制度暂行条例》《“准备劳动与卫国”体育制度暂行项目标准》《“准备劳动与卫国”体育制度预备级暂行条例》（后依次被《劳动与卫国体育制度条例（修改草案）》（1956年）、《劳动卫国体育制度条例》（1958年）所代替）。由于三年自然灾害以及中苏关系的破裂，1964年1月，我国停止《劳动卫国体育制度条例》的执行，代之以《青少年体育锻炼标准》。

　　1965年3月11日，国家体委发布了《青少年体育锻炼标准条例（草案）》和《青少年体育锻炼标准少年级、一级、二级项目标准（草案）》，但随后开始的“文革”使该标准并未在全国广泛实施。

　　1974年，国家体委重新制订了锻炼标准的试行条例，1975年4月11日，国务院批准《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关于在全国施行国家体育锻炼标准条例的请示报告〉的通知》，同年5月，乐鱼app国家体委公布《国家体育锻炼标准条例》，并在全国推广施行。至此，青少年体育锻炼标准发展为国家体育锻炼标准。

　　提出的口号“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作为国家的体育方针曾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一体育方针的精神实质是全民健身，渗透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内涵。因此，在社会实践上，整个体育工作的重心就是“增强人民体质”。

　　应当说，这时候新中国刚刚成立，国内百废待兴，国外封锁重重，中国体育走向世界还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增强人民体质”，既是国家迫切的发展战略，也是迫于国际形势的无奈。

　　从1971年的乒乓外交开始，到1981年北大学子喊出“团结起来，振兴中华”，再到“为奥运争光计划”，一路走来，中国的体育发展形成了一个个快速发展的高峰，突出的表现是实现了从全民健身体育向以竞技体育为带动的全民健身体育的战略转移，并由此而走上了世界体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