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鱼app改革开放40年来，伴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以及社会的全面进步，我国群众体育工作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紧紧围绕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以贯彻落实《全民健身计划(2016—2020年)》《全民健身条例》为主线，以构建群众满意的服务体系为核心，坚持改革创新、务实推进，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对这些成就进行全面总结、系统梳理，揭示群众体育改革发展存在的问题，提出未来发展的策略，是新时代广泛开展全民健身运动、加快推进体育强国建设的需要。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新决策，揭开了党和国家历史的新篇章，为群众体育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1978—1994年，群众体育的发展处于恢复调整期，在竞技体育优先发展的战略下，群众体育在整个体育发展中处于从属地位，其主要任务是恢复“文革”时期被破坏的机构、组织、制度，确立群众体育发展的方针，具体由各部门和单位负责，以使体委能集中精力、财力和物力提高竞技水平。处于恢复调整期的群众体育在整个国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不高，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六五计划”(1981—1985年)[1]、“七五计划”(1986—1990年)[2]仅用少量的文字提及了群众体育的发展。
1995年《全民健身计划纲要》的颁布使得群众体育进入有目的、有计划、有步骤、有措施的全面发展阶段。2001年，北京获得奥运会的承办权，“全民健身与奥运同行”群众性主题活动的开展，极大地激发了群众对体育的参与热情，不仅为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营造了浓郁的全民健身氛围，还提升了全民健身运动的社会价值和综合影响力。北京奥运会后，我国进入由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的时期，随后“全民健身日”的确立为世界奥运遗产的充分应用提供了典范，《全民健身条例》的颁布为保障人民群众在全民健身活动中的合法权益、促进全民健身活动开展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保障。2014年10月，国务院正式印发了《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将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把全民健身作为体育产业发展和扩大消费的基础。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这一举措将群众体育提升到了新高度，全民健身的战略价值、战略格局、战略部署均从体育系统层面上升到国家层面[3]。2018年，习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加快推进体育强国建设，筹办好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这昭示着我国群众体育发展进入新时代，对其发展也提出了新要求。
改革开放40年，我国的经济、社会高速发展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国内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3 678.7亿元增长到2017年的82.712 2万亿元；城乡居民收入从343元/年(城镇)、134元/年(乡村)增长到2017年的3.639 6万元/年(城镇)、1.343 2万元/年(乡村)；居民消费水平从184元/年增长到2017年的1.832 2万元/年；在国家精准扶贫政策的支持下，农村贫困人口和贫困发生率逐年下降，为群众体育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党和国家对群众体育工作高度重视，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把体育作为实现中国梦的重要内容，把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习更是十分关心体育工作，多次接见体育工作者，发表重要讲话，做出重要指示、批示，提出明确要求，强调群众体育的重要意义。
(1) 群众体育的内生动力增强。活跃在大街小巷的广场舞成为我国城乡生活的亮点和风景线，更是我国民众体育需求增长的真实写照；马拉松、路跑赛事持续火爆。2014年，全国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比例达到33.9%[4]，体育健身成为越来越多人选择的健康生活方式。
(2) 以公共体育场地设施、全民健身组织网络、群众性体育活动系统、公益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科学健身指导及信息宣传服务系统为基本框架的覆盖城乡的、比较健全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基本形成。截至2016年底，我国体育场地已超过195.7万个，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1.63 m2，与1978年比较，分别增长了89.3倍、1.51倍；全国各市、县、街道(乡镇)、社区(行政村)已经普遍建有体育场地，配有体育健身设施[5]。全国共有体育社会组织4.728万个，其中体育社会团体3.587 6万个、体育基金会335个、民办非企业单位1.106 9万个；从层级分布看，国家级96个，省级2.394万个，地市级1.487 5万个，县区级2.991 5万个。围绕丰富群众身边的体育健身活动，打造了全民健身“品牌”活动体系，包括利用重大事件组织全民健身系列活动，利用各种节日开展专题健身活动，鼓励和支持根据地方特色、行业特点和群众需求广泛开展“一地一品”“一行一品”全民健身活动等。全民健身工作队伍不断壮大，公益性社会体育指导员总数达到269.932 3万人(国家级1.044 7万人，一级19.414 7万人，二级73.965 6万人，三级175.507 3万人)，职业社会体育指导员总数达到12.625 4万人(高级1 556人，中级3.237万人，初级9.232万人)，形成了以社会体育指导员为主体，优秀运动员、教练员、体育科技工作者和体育教师、体育专业学生组成的全民健身自愿服务队伍，以及示范性志愿服务活动带动经常性志愿服务活动开展的常态局面。科学健身指导服务水平不断提升，通过加强国民体质测定与运动健身指导站建设，形成了一些为群众提供科学健身指导服务的新模式、新方法，如：武汉“江城健身E家”科学健身指导服务模式。全国累计建立国民体质监测站点8 036个，年体测人数达443.204 1万人；科学健身指导活动深入全国各地，至今已覆盖45个地市，惠及22万余人[6]。信息宣传服务力度加大，各类媒体高度重视和主动参与全民健身宣传与信息传播，逐渐加大了对全民健身的宣传比重，增加了全民健身活动报道、科学健身方法推介、体育养生休闲方式集锦、社会体育指导员风采等栏目和内容，建立了专门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信息平台。
(3) 群众体育的多元治理格局初步形成。在政府主导方面，“十二五”时期全国省级“三纳入”覆盖率已达100%。有27个省(区、市)的县级以上政府实现了“全民健身纳入政府工作报告”全覆盖；县级以上政府实现“全民健身纳入财政预算报告”覆盖率达90%以上的有28个省(区、市)，其中实现全覆盖的有24个省(区、市)；县级以上政府实现“全民健身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覆盖率达80%以上的有29个省(区、市)，其中实现全覆盖的有26个省(区、市)。部分省(区、市)，尤其是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在实现完成“三纳入”全覆盖的基础上，还把全民健身纳入到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其他领域，实现了“多纳入”[7]。在部门协同方面，建立了全民健身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为全民健身国家战略的实施提供了坚实的支撑；在国家体育总局内部，各中心、单项体育协会结合各自项目的特点，制定业余锻炼标准，创建项目俱乐部，大力发展项目人口。在社会参与方面，各级体育总会和单项体育协会、群团组织、行业和人群体协、基层草根体育组织、体育科研院所、新闻媒体、热心群众体育的企业及社会人士等形成了共同推进群众体育事业发展的整体合力，如：单项协会定期组织奥运冠军、世界冠军、全国冠军等优秀运动员深入社区、学校、农村和企事业单位，参加全民健身志愿服务活动；工会、共青团、妇联、残联等群团组织和协会积极推动不同人群体育活动的开展等。
(4) 群众体育的政策法规体系逐步完善，形成了以《宪法》为龙头，以《体育法》《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为核心，以《全民健身条例》《公共文化体育设施条例》《国家体育锻炼标准》《学校体育工作条例》为主干，以《全民健身计划(2016—2020年)》为代表的国务院规范性文件为支持，以《社会体育指导员技术等级制度》为代表的各类配套法规和专项法规为补充的群众体育政策法规体系，为全面规范和协调群众体育发展不同主体之间的关系，保障和促进群众体育的改革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
与世界体育强国相比，我国经常参与体育锻炼的人数比例较低。2001—2005年，美国18岁以上经常参与体育锻炼的人数比例分别为45.3%(2001年)、46.9%(2003年)、48.8%(2005年)，其2005年经常参与体育锻炼的人口比例比我国2014年的比例高14.9%；而且其经常参与体育锻炼的标准为每周5次、每次30 min中等强度的身体活动，或者每周3次、每次20 min大强度的身体活动，比我国每周3次、每次30 min中等强度身体活动的标准高[8]。2016—2017年，英国16岁以上经常参与体育锻炼的人数比例为60.6%，比我国高26.7%，其经常参与体育锻炼的标准为每周150 min以上中等强度的身体活动，且每次活动须至少持续10 min以上，高强度的活动按中等强度的1倍计算。可见，其经常参与体育锻炼的人口标准也高于我国。2016年7月—2017年6月，澳大利亚15岁以上经常参与体育锻炼的人数比例为61.8%[9]。从经常参与体育锻炼人数比例统计的年龄看，我国是6岁以上，英国为16岁以上，美国为18岁以上，澳大利亚为15岁以上。在我国，6~15岁人群基本为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当然应纳入经常参与体育锻炼的人数之列，所以按美、英、澳三国成年人的标准计算，我国2014年经常参与体育锻炼的人口比例应远低于33.9%的水平。从体育锻炼的量和效果关系看，只有达到“经常锻炼”的标准才能产生良好的健身效果，也才能起到较好的疾病预防、治疗效果。因此，如何提高经常参与体育锻炼的人口比例是加快推进体育强国建设的重要任务，也是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的内在要求。
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供给的不充分是指供给的总量与需求尚不丰富、发展程度不够高、供给的态势不够稳定。从丰富程度看，群众身边的场地供给类型较为单一，城市以健身路径为主，农村以乒乓球台和篮球场为主，较难满足不同群体多样化的健身需求。在体育活动的组织上多以整齐划一的大、中型品牌活动为主，针对慢性病群体、老年人、非体育参与群体的小型多样的科学健身活动较少。从发展程度看，2016年我国政府财政投入和彩票公益金共投入群众体育823 111.91万元，2016年全国人口总数为138 271万人，人均体育经费仅5.95元；而英国2016年财政资金投入群众体育1.056亿英镑，彩票公益金投入2.028亿英镑，合计3.084亿英镑，2016年英国人口总数为6 563.72万，人均体育经费约为4.7英镑(折合人民币39.95元[10])，是我国群众体育经费投入的6.71倍[6]。从我国体育事业经费投入占GDP的比重看，2016年我国GDP总量为744 127.2亿元，财政投入体育事业经费406.620 462亿元，占当年政府公共预算支出总量1 877 55.21亿元的0.22%，而西方发达国家体育经费投入占公共经费投入的比重约为1%。从供给的态势看也不稳固，2008—2016年公共财政投入群众体育的发展趋势并未呈逐步增长之势，2013年与2012年投入相比下降约40%，且群众体育投入与体育事业经费投入不同步。
供给的不平衡主要体现在城乡、地区之间。第6次全国体育场地普查数据显示：我国体育场地分布在城镇的为95.935 9万个，占58.54%，分布在农村的为67.944 6万个，占41.46%，城镇比农村多27.991 3万个；从体育场地面积看，城镇的体育场地面积为13 352.242 16万m2，占68.58%，农村为61 185.991 2万m2，占31.42%，城镇比农村多1倍有余；从人均场地分布看，城镇每万人拥有体育场地13.12个，人均场地面积为1.83 m2，农村每万人拥有体育场地10.79个，人均场地面积为0.97 m2，城镇在每万人拥有场地的数量上比农村多2.33个，人均场地面积多0.86 m2；从地区之间看，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各省(区、市)在体育场地平均数量和面积、体育社会组织平均个数、社会体育指导员平均数量方面的差异均比较明显[11]。
群众体育多元治理的协同能力是不同治理主体有效利用各自的资源和优势，通过一定的方式相互作用、协调配合，乐鱼app促进群众体育向有序、稳定的方向发展，进而使系统整体功能发生倍增或放大，实现协同效应的能力。主要包括上下级政府之间的“纵向协同能力”、部门之间的“横向协同能力”，以及政府部门与社会部门、私营部门之间的“内外协同能力”[12]。从“纵向协同能力”看，由于缺乏科学的政府群众体育工作水平评价机制，国家层面的群众体育规划和政策在逐级嵌入下级政府群众体育规划和政策过程中呈执行力逐级衰减的现象，尤其是在县级，有些涉及群众切实利益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建设项目无法落实，影响群众体育的总体政策实施效果。
从部门之间的“横向协同能力”看，目前虽然建立了全民健身部际联席会议制度，也出台了部门之间职责和分工的相关文件，但相关部门的工作力度仍不够大，主动履责的意识不够强，未能充分调动和有效整合部门资源，主动思考、出台具有针对性的措施。“部门协同”的形式还比较单一，“协同”的内容还不丰富，尚停留在单边或双边合作的初级阶段，缺乏深层次的“协同”合作，未能破解全民健身事业发展的瓶颈和难题[13]。例如：涉及规划和住建部门协同的新建小区配套体育设施的“同步设计、同步建设、同步投入使用”的政策落实不到位；涉及教育部门协同的学校体育设施对社会开放程度和利用率不高；涉及公安、消防等部门协同的体育赛事审批权取消后，由于安全保障方面的审批导致群众体育赛事难以举办。
从“内外协同能力”看：①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的领域比较有限，主要集中在体育场馆和体育综合类硬件建设项目方面，且鼓励社会力量参与的优惠政策不足；②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的政策普及面有限，仅发达省市的购买机制趋于成熟，中西部地区相关政策明显不够，且相当数量的体育社会组织不具备承接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资格；③对新涌现的网络、草根组织的重视和扶持力度不够，影响了组织的规模化发展和功能发挥，甚至引发管理混乱，如广场舞的扰民问题；④全国单项运动协会虽然在项目普及上有新进展，但尚未形成不同运动项目的特有普及模式；⑤体育社会组织发育成熟度低，大部分体育社会组织的自治能力不足，难以独立生存和承担政府与社会所赋予的责任，特别是部分官办协会存在定位不准、作用不大、能力不强、管理分散等问题，且其自身缺乏提升工作水平的内在动力和发展能力，无力承接政府职能转移和发挥政府参谋助手的作用；⑥社会参与群众体育的路径不通畅，特别是尚未建立全民健身自愿服务的供需平台，导致有意愿提供自愿服务的组织或个人难以找到服务对象，阻碍了社会各界为群众体育贡献力量。
新时代群众体育发展应以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紧紧围绕统筹推进“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深入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着眼于不同时期群众体育发展的关键问题，把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体育需求作为群众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以提升公民身体素养为核心目标，以提高群众的体育参与水平和质量为关键点，以促进群众体育智慧化发展为方向，以推进基本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为重点，以不断提升群众体育治理能力为路径，以使人民群众能共享群众体育改革和发展所取得的成果，使群众体育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促进“健康中国”建设进程中发挥积极的作用，为体育强国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根据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出的“三步走”战略目标，新时代我国群众体育发展的战略目标如下。
第1阶段：从现在到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期。群众体育发展目标要着眼于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供给不平衡、不充分与群众需求之间的矛盾，按照《全民健身计划(2016—2020年)》和《“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对群众体育发展提出的具体目标和任务要求，建立与小康社会相适应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努力促进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政府主导、部门协同、全社会共同参与的群众体育治理格局更加明晰，治理能力逐步增强；智慧化基础明显改善；群众的健身意识普遍增强，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明显增加，每周参加1次及以上体育锻炼的人数达到7亿，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达到4.35亿，公民身体素养稳步提升；群众体育的多元功能充分发挥，与各项社会事业融合发展的局面基本形成，全民健身成为促进体育产业发展、拉动内需和形成新经济增长点的动力源。
第2阶段：2020—2035年，按照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要求，全民健身公共服务均等化基本实现；具有中国特色的运动促进健康服务体系基本建成；人民的体育权利得到充分保障，群众体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智慧化水平明显提升；群众体育的综合影响力更加广泛深入；全民健身蔚然成风，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比例显著提升，公民身体素养显著提高。
第3阶段：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按照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要求，群众体育完全实现智慧化，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更加便捷、高效、贴心，完全实现精准化供给；群众体育实现与经济社会的融合发展；全民健身成为人民的生活方式，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比例达到70%以上；全民健身的中国理念、中国标准、中国方法、中国模式成为世界大众体育发展的标杆。
新时代应从群众体育、竞技体育、体育产业、体育文化、体育外交相互促进的角度，在“五位一体”的大格局下统筹和推动群众体育发展。①通过破除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之间的壁垒，充分利用竞技体育资源弥补群众体育资源的不足，构建以提升青少年身体素养为核心的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体系，以体育综合体为抓手探索融合发展模式，利用大型体育赛事推动群众体育发展，通过建立单项体育协会推动运动项目普及等手段，实现群众体育与竞技体育相互促进。②通过提升群众体育参与的水平和质量，推动群众体育与文化、教育、旅游、养老、健康等产业融合发展，不断丰富群众体育的市场供给等手段，实现群众体育与体育产业相互促进。③以群众体育为载体弘扬体育文化，以体育文化引领群众体育内涵发展等形式，实现群众体育与体育文化相互促进。④通过开展群众体育项目、智库、活动、人才等国际交流与合作，传播和推广群众体育发展的中国理念、中国模式、中国标准、中国品牌、中国人物和中国故事；不断吸取发达国家群众体育发展的先进经验，推动群众体育向更高层次发展，实现群众体育与体育对外交往相互促进。
在群众体育治理主体的数量和结构上，应加大力度健全基层政府的群众体育机构；培育群众身边的体育社会组织；鼓励具有自主品牌、创新能力和竞争实力的健身休闲骨干企业做大做强，提升核心竞争力。针对政府的群众体育治理能力现代化：在体制方面，厘清政府对权重体育治理的职能，增强统筹调控能力、建构和解构联盟的能力、协商和合作的能力、整合资源和监督的能力；在机制方面，从群众体育规划、政策制定、财政投入、基础设施、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进行规范，确保实现政府在群众体育治理体系中的主导作用；在能力提升方面，重点提高政府对群主体育的投资能力，建立投资效益评估体系，以政府投资的形式激活市场和社会活力。
针对群众体育市场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出如下建议：私人体育消费完全交给市场，政府不直接介入；基本公共体育服务的提供尽可能与市场合作，以提高针对性和效率；需要通过政府内部实现的涉及国家公共利益的群众体育产品和服务，也要尽可能借鉴和引入竞争、效率等市场理念和机制；尽可能让市场机制充分、健康地发挥作用。针对群众体育的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应以提升体育社会组织的自治能力、参与治理能力和服务社会能力为着力点，明晰体育社会组织在群众体育治理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全国性单项体育协会改革为突破口，深化体育社会组织改革，构建体育社会组织的培育孵化机制、捐赠制度、税收优惠制度以及监管体系。针对公民参与群众体育治理的能力现代化，应提高公民参与群众体育治理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促进公民“愿”参与；畅通公民通过体育社会组织和具体项目参与群众体育治理的渠道，促进公民“能”参与。在提升群众体育不同主体治理能力的同时，还应发挥不同治理主体的比较优势，建立群众体育合作治理机制，实现政府的有效治理活动、体育社会组织的有效自治活动、公民的有效参与活动和企业的有效生产活动之间的良性互动，进而实现群众体育的治理目标。
群众体育治理手段现代化的关键是要变革创新。①将法治作为群众体育治理的基本方式，大力推进群众体育法律条例的完善工作，提升群众体育治理主体的法治观念，加大群众体育执法的力度，优化群众体育治理法治化的环境，使法治在群众体育治理中发挥引领、推动、规范、保障、制约作用。②将先进的信息技术手段、信息网络平台以及其他工具、手段引入群众体育治理中，推进群众体育政策制定信息化、政策预演模拟化、政策评价定量化、政策实施数据化等，提升群众体育治理的科学化水平。③借鉴美国全民健身指数报告的做法，建立包括政策环境指数和健身行为指数在内的群众体育治理效果评价体系，对国家和地方层面的全民健身治理绩效进行动态评估，为政府的决策提供依据。④广泛运用合同承包、托管、特许经营、政府购买等工具，充分发挥市场和社会在群众体育治理中的作用。⑤推广发放体育消费券、全民健身借记卡、全民健身公共积分等激励体育消费的做法，充分运用科技和金融创新的成果，建立引导和鼓励群众健身消费、市场化的全民健身激励机制。
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是指，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两大民生工程在更广范围、更高层次、更大程度上相互渗透、互为一体的过程。其中，全民健身要以全民健康为目标和指向，全民健康要以全民健身为重要途径和手段，形成相互联系、相互交叉渗透、相互促进的发展新格局。其本质是探索一条运动促进健康之路，最终目的是解决我国群众健康的重大和长远问题，实现“健康中国”的战略目标。推进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从理念上要贯彻和落实“以促进健康为中心”的大健康观、大卫生观，并用这一理念统领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相关政策的制定实施全过程。
树立大群体观，须重新审视现有的全民健身工作定位，寻找与相关领域工作的差距，形成使目标任务具体化，工作过程可操作、可衡量、可考核的全民健身发展新格局。在体制和机制层面，应从国家层面建立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融合的促进委员会，从全局上对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的深度融合进行统筹协调、信息互通，实施有力的组织领导。研究制定《统筹推进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工作的实施方案》，明确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发展的目标和保障措施，细化工作任务和工作要求。建立与全民健身、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体制相适应的政府统筹推进机制，综合运用资金支持、政策诱导、政绩评价和表彰激励等手段，落实各级政府责任，切实推进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工作。
在实践操作层面，应从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关键要素提升的角度实施系列工程：实施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的宣传工程，解决认识问题；实施社区居民电子健康档案建设工程，解决微观层面融合的信息收集问题；实施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的人才支撑工程，解决人力资源保障问题；实施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的科技创新工程，解决政策、手段和方法的科学循证问题；实施基于科学循证的社区重点人群健身行为干预工程，解决服务的公平性问题；实施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的“典型示范”建设工程，探索融合路径，进行体制、机制和模式创新，通过以点带面，力求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和做法；大力推进“体医融合”工程，实现体育部门与医疗卫生部门之间优质资源的整合。
基本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的核心是促进机会均等，重点是保障人民群众得到基本公共体育服务的机会。
(1) 建立基本公共体育服务的标准体系。从我国不同阶段的国情出发，根据群众的基本体育需求，通过编制规划，提出公共体育服务的范围、种类、程度以及各级政府的保障支出责任，确定国家基本公共体育服务的保障标准，以此作为国家公共体育服务的“底线标准”或均等化标准。在此基础上提出基本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的评价标准，并将其作为政府基本公共体育服务问责的技术基础。地方政府也可以根据实际的群众体育需求、政府财政能力和体育特色，制定适合本地区特色的实施标准，建立国家指导标准和地方实施标准相衔接的公共体育服务标准体系。通过规划执行，监督和检查基本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的实施情况。
(2) 构建与基本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相适应的财政投资机制。在基本公共体育服务财政投入的总量上，应建立与GDP或政府财政预算支出成比例的稳定的投入机制，使均等化水平真正与经济社会发展相一致。在财政投资的责任上，应根据基本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的现状，结合均等化地区的财力和整个财政支付能力，明确不同层级政府的事权和财权范围，确定各级财政分担基本公共体育服务资金比例的权重，完善政府间转移支付机制，实现地方政府基本公共体育服务财政能力均等化。实施基本公共体育服务的精准扶贫，推动老少边穷地区基本公共体育服务的跨越式发展；把进城务工农民、老年人、残疾人和农村留守妇女儿童纳入重点保障的特殊群体，并对这部分特殊群体的体育需求予以重点关注。在财政投资的方式上，培育体育社会组织参与基本公共体育服务的提供、管理和监督，通过政府购买体育社会组织的公共体育服务，打破基本公共体育服务政府垄断供给的局面，实现促进体育社会组织壮大以及提升财政资金效率和基本公共体育服务质量的“多赢”目标；通过发放居民体育消费券促进居民体育消费，建立公共体育事业与体育产业之间的联系。
(3) 建立政府间基本公共体育服务问责制。通过第三方评估主体，以基本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的评价标准为基础，加强基本公共体育服务标准执行情况的监督评估，并将评估结果列入各级政府的考核范畴，促进基本公共体育均等化的有效推进。
群众体育智慧化的最终目标是形成“想运动就服务”“不想运动也激发运动”的健身新模式，其特征为感知智能化、管理精准化、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便捷化。
(1) 建设智慧化的体育场地设施。大型体育场馆要以WiFi无线网络建设和智能传感系统建设为基础，充分融入物联网技术和云计算技术，促进场馆预定、赛事信息、经营服务统计、能耗管理等整合应用；通过人工智能与大数据分析，识别用户的线上和线育行为偏好，并根据偏好进行精准营销，增加用户对体育场馆的黏性，并存储用户的体育参与行为。推进智慧健身路径、健身步道、智慧体育公园建设，利用二维码对设施进行管理与维护，通过手机APP软件实现数据对接。鼓励社会力量建设分布于社区、商圈、工业园区等的智慧健身中心、智慧健身馆、智慧健身工作室、共享健身仓等。提升体育特色小镇、体育服务综合体等载体的智慧化发展水平。
(2) 打造智慧化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信息平台。创新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的模式与流程，形成以线上用户需求表达—线上线下资源共享匹配—线下用户体验—线上用户满意度评价—服务改进为流程的供给模式，真正做到问需于民，精确把握群众体育需求，精准推送公共体育服务，满足群众个性化、多样化的体育需求。特别要注重平台对群众体育健身行为的驱动作用，针对制约群众体育参与的健身知识、态度、信念、价值观等倾向因素，利用微信公众平台等引导和教育民众形成正确的认识，激发运动动机；针对制约群众体育参与的体育场地设施、指导人员、体育活动、体育组织等促成性因素，以共享思维通过线上线下结合的供给模式，实现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的精准化供给；针对群众体育行为保持的强化因素，通过智能穿戴等对健身效果进行及时评价和反馈以及利用社交平台分享健身行为等形式，促进群众体育锻炼行为的保持。积极探索网络化的体育治理模式，充分利用互联网、移动互联网应用平台等，加快推进体育政务新媒体发展建设，加强政府与民众的沟通交流，提高政府对群众体育管理、公共服务和公共政策制定的响应速度，提升政府科学决策的能力，促进政府职能转变和简政放权；利用社交平台加强群众身边网络体育草根组织的建设，推动基层群众体育的自治。鼓励政府和体育互联网企业合作建立群众体育资源、居民健康档案、群众体育参与、体质监测报告等信息共享平台，打通区域、行业、部门、单位之间的数据壁垒，利用大数据分析技术提升政府的群众体育治理能力。
(3) 夯实群众体育智慧化发展的基础。结合智慧社会、智慧城市发展，加强群众体育智慧化所需的宽带网络、物联网、云计算中心、智能体育设施等建设，为实现群众体育资源整合、数据共享、互联互通提供支持。开展体育行业相关标准体系和标准化建设，包括群众体育智慧化总体标准、信息资源标准、基础设施标准、应用标准、管理规范以及数据编码规范等，使群众体育智慧化的运行、服务和管理有章可循、有据可依。建立群众体育的基础信息数据库，开展群众体育基础性数据的长期监测工作，形成包含群众体育环境监测数据库、群众体育行为监测数据库、国民体质监测数据库、公民身体素养监测数据库在内的群众体育基础数据平台，并建立与卫生健康、交通、环保等部门互联互通的数据共享机制，使群众体育数据与国民健康、经济、社会发展数据实现外部关联；探索推进智能穿戴设备、智慧场馆等产生的数据资源规范接入群众体育基础数据平台；建立群众体育的互联网数据采集与监测平台，通过群众体育专题调查、整合社交平台体育参与数据和体育消费订单数据等，丰富群众体育的相关数据；支持第三方建立个人健身银行，进行全民健身效应的长期跟踪与数据挖掘。加大科研投资力度，鼓励群众体育智慧化前后端的研发，提供信息基础设施：前端指体育行为监控的智能传感器网络研发，实现透彻感知和全面互联；后端指体育行为云决策平台开发及应用，实现智能处理和智能服务。鼓励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职业教育等机构联合培养智慧体育人才。